二長安茶道在中國茶道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通過上面的討論，長安茶文化、長安茶道在中國茶文化、中國茶道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已是不爭的事實。咱們有理由認為，陜西是中國茶文化最初的發(fā)源地，而唐長安則是中國茶道藝術的發(fā)祥地。追根溯源，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特別的歷史特征和地域特征。作為歷史文化名城，長安文化最具獨創(chuàng)性和包容性，具有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他深深根植于三秦大地這塊豐美的土地上，廣征博引，兼收并蓄，在數(shù)千年歷史云煙和風云變幻中，不斷融合、發(fā)展、壯大，并最終形成了最具個性和魅力的文化現(xiàn)象——長安文化，在諸如書法、繪畫、文學、藝術、戲劇、音樂乃至建筑、服飾、飲食等方面，都對中國文化發(fā)生過深刻的作用甚至引導作用。如由北宋張載所創(chuàng)立的“關學”，經(jīng)明清之際關中三李（李颙、李柏、李因篤）發(fā)揚光大，成為“道不虛談，學貴實效”的經(jīng)世致用之實學；以柳青、杜鵬程、路遙、陳忠實為代表的現(xiàn)實主義文學創(chuàng)作對中國當代枸杞泡水文學產(chǎn)生了巨大作用；再如以趙望云、石魯為代表的長安畫派至今仍然在中國美術史上占據(jù)著一席之地，茶文化也是如此。我國”茶道”一詞最早出現(xiàn)在唐代，唐·釋皎然《飲茶歌誚崔石使君》：“……一飲滌昏寐，情思爽朗滿天地；再飲清我神，忽如飛雨灑清塵；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 唐·封演《封氏聞見記》：“楚人陸鴻漸為茶論，說茶之功，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于是茶道大行。”這是“茶道”一詞最早見于詩歌及文獻的記載。從歷史文獻上考證，長安并不產(chǎn)茶，其茶葉消費主要依靠各地貢茶，從而使人們擺脫了具體的茶葉種植及加工環(huán)節(jié)，得以把目光停留在成品茶的鑒賞及茶文化、茶道的研究上來，這也許是長安茶文化、長安茶道藝術得以迅速發(fā)展的起因之一吧。 唐王朝強大的政治經(jīng)濟實力以及徹底開放的文化背景也是一個十分關鍵的因素。陸羽《茶經(jīng)·九之略》：“但城邑之中，王公之門，二十四器闕一，則茶廢矣。”是以都城中王公之門所用茶器多寡來衡量茶道盛衰的。陸羽的二十四器不但名目繁多，而且體積龐大，分量沉重，大概只有長安城里的王公權貴們有經(jīng)濟實力購置，有閑情雅致欣賞，至于普通百姓人家，只有“望二十四器”而興嘆了。

自唐以后，隨著政治經(jīng)濟的南移，茶文化也日漸南移。1987年4月，法門寺出土了一套精美的唐代宮廷茶器，立刻在茶文化界掀起了軒然大波，使茶文化研究者第一次把目光投向了法門寺，投向了陜西，投向了唐長安。雖然氣象萬千的唐詩已在“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歌聲中日漸沒落，雖然恢弘無比的唐長安城已在胡人的鐵騎下蕩然無存，但茶文化的種子仍在，大唐茶道精神仍在，“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只要咱們滿懷期望，只要咱們永不放棄，只要咱們敞開胸懷，茶文化、茶道精神之歸復指日可待！

三法門寺地宮茶器與長安茶道

討論長安茶道就必須說一說法門寺出土的地宮茶器與長安茶道的關系。1987年4月，法門寺出土了一系列精美的唐代宮廷茶器，包含唐僖宗供養(yǎng)的愛喝茶“茶槽子、碾子、茶羅、匙子”一副七事，加上金銀絲結條籠子、鎏金銀鹽臺、素面琉璃茶盞茶托等共計十三件，另有“瓷秘色碗七口”。這些精美的茶器和其它供養(yǎng)物一樣，是用來供養(yǎng)唐密曼荼羅壇場的，雖然是供養(yǎng)品，但仍有著相當高的實用價值。唐僖宗供養(yǎng)的茶器上還記有墨書“五”字樣的款識，“五哥”為僖宗在宮中小名，這些茶器為他日常飲茶用品無疑。這也說明茶道早在我國唐代就已初步形成的事實。所以我個人以為，由法門寺地宮茶器演繹的茶道可以歸屬為法門寺茶道，具體可區(qū)分為唐代皇宮茶道和唐密茶道，都屬于長安茶道范疇。皇宮茶道的具體程序怎樣？咱們不得而知，但從流傳至今的詩文、圖畫、茶器、音樂等綜合考證，可以想見其程序是相當繁復、場面也是十分壯觀的。有歌舞，有音樂，有賞茶、碾茶、羅茶的程序，有取水、煎茶、分茶的程序，有供養(yǎng)曼荼羅的儀式，有唐王賜茶湯給王公朝士及外國使臣的儀式，有奉茶、謝茶儀式等。唐密茶道則隨著唐密在中國大陸的失傳更無從考證，但從日本東密、臺密的有關史料里仍然能感受到唐秘茶道部分幽微氣息。日本臺密六祖智證大師圓珍《行歷抄》記其初至長安面見法全(唐密祖師惠果和尚之法孫)的情況，法全引至“青龍寺西南角凈土院上房，與茶飯吃。”后三日，智證大師“到青龍寺禮拜和尚，入道場，隨喜禮后，便于院中吃茶飯”青龍寺屬于唐皇室三大內(nèi)道場之一，當時密宗行人們以茶飯待客已成為佛門清規(guī)，可以想見其茶風之盛。

另外唐秘色茶碗的發(fā)現(xiàn)也令人迷惑：為什么不存在和唐僖宗的“一副七事”一起供養(yǎng)？是出于對宮奉者身份的考慮還是另有原委？秘色茶碗據(jù)專家考證是用來點茶的，說明早在我國晚唐時已有點茶法了，而不是起于宋代。那么秘色茶碗是不是密宗行人供養(yǎng)的？假如是，為什么不存在供養(yǎng)茶瓶？考察中唐以后禪宗僧人日用飲茶器具，以茶瓶、茶盞、茶托最為常見，這在《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百丈清規(guī)》《禪苑清規(guī)》等史籍中均有記載。茶瓶是用來煎水點茶或行茶的，茶盞也稱茶碗，是用來飲茶或點茶的，茶托也稱茶橐或橐子，是用來承放茶盞的。所中國茶文化網(wǎng)以我個人偏向于秘色茶盞是唐密宗行人供養(yǎng)這一結論，是不是得當，尚有待專家進一步考證。

長安茶道是一個大概念，既有歷史文化傳承，也有一定的創(chuàng)新精神在里面，是在我國茶文化發(fā)展新形勢、新情況、新背景下總結提出的，旨在歸復大唐茶文化風采，重現(xiàn)中國茶文化神韻，把中國茶文化精神真正體現(xiàn)出來，而不僅僅流于形式和藝術的層面，要向中國茶道的縱深處深入挖掘，使中國優(yōu)秀文化和人文精神真正體現(xiàn)出來，如此，則可言茶道。長安茶道包含唐代宮廷茶道、大唐茶道、文士茶道、唐代寺院茶道以及散落于詩文典籍、流傳于街巷曲坊的茶話茶訣等。法門寺地宮茶器的面世更加明確了長安茶道初創(chuàng)于唐的理念，也為咱們發(fā)掘整理長安茶道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和物質(zhì)支持，其作用力是巨大而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