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遇到暖茶，竹葉青是什么茶
2023-04-16
寧波(明州)從漢朝就開始喝茶。茶在漢時不僅作為一種飲料，而且已成為商品。但飲茶風尚之盛莫過于唐。唐代陸羽 《茶經(jīng)》 一書，形洛神花的功效與作用容當時飲茶風之盛時說：“兩都并荊渝間，以為比屋之飲。” 隨著飲茶風尚的盛行，茶具就成為必不可缺的用具，這就有力地刺激了越州、明州瓷器茶具的生產(chǎn)。茶具，是指與泡飲茶時有關(guān)的專門器具。優(yōu)質(zhì)茶具能襯托茶湯的液色，保持濃郁的茶香，是領(lǐng)略品茗情趣不可少的條件。浙東地區(qū)古代茶具生產(chǎn)，一直以瓷質(zhì)抖的茶具占主導地位，這與國內(nèi)外聞名的越窯制瓷手工業(yè)發(fā)展緊密相關(guān)。大量考古資料表明，盞或碗配托盤，在東漢晚期和吳晉墓葬中出土的器皿可資作證。鎮(zhèn)海區(qū)漢墓中出上的盤上置耳杯與碗，既是飲酒的器具，也是飲茶的用具。 《晉書》 記載了東晉桓溫招待賓客，不多備酒菜，主要供的是茶果，采用的當是碗盤配套。到了南朝時，尤其是梁武帝時代的天監(jiān)年間，寧紹地區(qū)的蕭山、上虞、上林湖、寧波江北云湖等地設(shè)窯燒造茶具已十分精致，這些盞托實物的大量制作與出土，正反映了飲茶已成為人們一種嗜好。浙東作為盛產(chǎn)茶葉之地，盞托這類新式茶具也就應運而生。 南朝典型的茶具，是劃蓮花紋盞與托盤。從各地南朝窯中生產(chǎn)的盞有青釉和醬褐色(黑)釉兩種，內(nèi)刻五朵蓮瓣紋，也有素面的。托具(托盤)內(nèi)底劃蓮花紋，形似一朵盛開的荷花。托盤內(nèi)底下凹，采用時盞放其中，凹底固定盞底，以免活動。 唐代盛行飲茶。士大夫、丈人之間，更以飲茶為韻事，不僅講究茶葉的色香味和烹調(diào)方法，而且對茶具也十分重視。從全國來看，唐代六大名窯中越窯排在首位，所生產(chǎn)的茶具不但造型極美，而且釉色青翠晶瑩，既是藝術(shù)珍品，又是極好的品茶茶具。陸羽 《茶經(jīng)》 就曾對當時各地瓷窯的茶碗，作了細致的比較和許淪。他說：“甌，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淺，受半升而已……”“若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把越瓷碗(盞普洱茶磚)列為第一。 越窯唐代茶具中的茶碗，典型的有兩種。一種為敞口(直口)，斜直腹(弧腹)，玉壁底。此種茶碗與長沙窯晚唐生產(chǎn)的碗，造型一致，其碗內(nèi)底刻寫“茶碗(垸)”兩字。當是一種理想的茶碗。第二種，為荷花碗(盞)，口作五缺，腹壓五線，圈足外撇，造型似一朵開放的花朵。 托具(又稱托子)，在越窯中生產(chǎn)很多，僅上林湖唐代窯址出土的托具，有兩種。 第一種，托具由托臺和盤組成。托具圓，口微微高出托面，大小一般與盞的圈足尺寸大小合適，托臺置于托盤之中。盤寬沿，平底圈足。托面劃對稱菱形花紋，這類紋樣與紹興古城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墓出上的碗和圓盒上的紋飾風格大致相同，故此可以知道它的相對年代。這類托具也有素面的。樸素大方的造型，配以青色釉更受人們歡喜。 第二種，盤中間不置托臺，大小一般也與所用的盞(碗)圈足尺寸相一致。寬托沿，沿上分為四等卷成荷葉狀，相對位置壓印四條筋，淺腹矮圈足。造型秀麗，線條優(yōu)美。這類盞托具，在寧波市和義路一帶，唐大中二年文化層中出土的托具和荷花盞(碗)，可說明它們的相對年代。和義路出上的托具，釉色青翠滋潤，托具作成卷荷葉，托沿腹壁壓成四缺。上置一件敞口荷花式盞。全器宛如出水荷葉，托著怒放的荷花，“越甌荷葉空”之句，生動地寫出了荷花形的造型。 此器被列為的一級文物。 五代北宋時期，隨著飲茶風俗的興盛，越窯窯場生產(chǎn)茶具大增。東錢湖窯場，盞(碗)生產(chǎn)甚多。盞(盅)可分為三種。 第一種，直口，器身弧度大，盞心劃花紋飾，圈足高而外卷，滿釉，底中心微凹入。 第二種，直口，器身壓成花瓣形，盞里刻劃蓮花紋；另一種稍淺，底部厚重，器里有劃花紋飾。 第三種，此式盞大小皆有，制作精細，盞身刻劃蓮花瓣紋，圈足高而外卷，滿釉。 托具，東錢湖、上林湖、上虞窯寺前窯場遺存中數(shù)量較多，按型式分有五種。 第一種，數(shù)量較多，托口成喇叭形，托盤較淺，圈足外撇。 第二種，托盤作花瓣形，托臺淺，圈足微微外撇。 第三種，托盤口微斂，口以下微廣到腹部內(nèi)收與花茶原料托盤底相連，托為淺腹碗形，圈足高而外撇，滿釉。 第四種，托具托臺平坦，中心劃有卷枝花卉紋飾，托盞身刻蓮花瓣一周。托沿寬，沿面劃有花草10枝，折腰，圈足高而外撇，底心空，滿釉。 第五種，由一個碟和一個復置的杯合成一體，其托臺特別高，形態(tài)雋美。碟正中有一個圓孔，千折寬口沿作葵瓣式。復置的杯多刻蓮瓣紋，或少數(shù)為蓮瓣式。托臺臺面有的戳印蓮子紋。此類在上虞窯寺前、上林湖特多。上述五式均以青、青綠色釉為多。 五種托具中第一、二、三種造型與上林湖五代古窯中出上物相同，也與東錢湖窯發(fā)掘的五代層中出上的托具完全相同，故此它們相對時代為五代。上述的盞與托具，從其出產(chǎn)的時代、造型、裝飾藝術(shù)，可以清楚地看到浙東越窯茶具的演變歷史。 通過浙東地區(qū)出土茶具的研究可以發(fā)現(xiàn)，越窯茶具的生產(chǎn)對中國茶文化的形成、外傳，越窯青瓷的發(fā)展乃至文學藝術(shù)的發(fā)展都產(chǎn)生了極大的作用。 唐宋時期的絕大多數(shù)丈人，不僅嗜茶，且多有詠茶詩傳世。著名的詩人有李白、杜甫、盧仝、蘇軾、黃庭堅、陸游等，內(nèi)容涉及到名茶、煎茶、飲茶、名泉、茶具、采茶、造茶、茶園、茶功等。與越窯有關(guān)的也不少，如陸龜蒙 《秘色越器》 詩：“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了。
翠色來。”唐施肩吾《蜀茶詞》有“越碗初盛蜀茗新”之句。此類詩句不勝杖舉，可見越窯青瓷茶的具成了詩人們的關(guān)鍵題材，并記于史冊，傳于后世，為中國文化寶庫增添了一份珍貴的財富。中國茶文化通過明州港外傳日本，加強了寧波與日本人民的交往和友誼。
茶文化通過明州港外傳，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明州港的繁榮，也帶動了越窯青瓷(包含茶具)的外銷，促進了海上“茶葉之路”和“陶瓷之路”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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